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,仍旧是一粒,若是死了,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(约12:24)
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桑普顿城的古坟场,让我们凭吊一下大卫·勃雷奈特的坟墓,在他的旁边,葬着他的爱人耶路霞·爱得华小姐,他死得太早,生前未及和她完婚。
这位年轻的传教士的遗骸,把多少希望和对于基督事业的雄心带进了坟墓,他的工作如今只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回忆,和几十个浅黑色的印第安信徒。但在当年,那位年高望重的清教圣徒约那坦·爱德华,曾希望以大卫为东床快婿,在大卫死后,他曾把他一生事迹收集起来,写成一本小册,这本书插翅飞越大洋,降落在一位剑桥大学学生亨利·玛泰的桌上。
可怜的玛泰,他就丢弃了学业,天才和一切机会,到东方去传教。当他从“印度的珊瑚滩”转回家乡时,他带着病体向北跋涉到黑海边缘。象托卡特的寂寞王一样,他以马鞍堆叠起来,遮蔽身体,躺在地下,贴着泥土以减轻他的高烧,终于在那里孤独地死去。他成就了些什么?
这种牺牲有些什么后果?从勃雷奈特的坟墓和远在黑海滨的玛泰的孤冢中,已兴起了一队一队可敬的现代传教士,这就是他们的后果。——倍根